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都有其基本象征，僅僅觀察同一種藝術類型，也可以看出文化象征性。因此，中西雕塑藝術之別也可成為中西文化差異性的形象提示。我國的雕塑文化和我國幾千年的發展軌跡一樣，在相當封閉的環境下經歷了漫長的醞釀、萌芽、自我發展、積累成熟的過程之后，與西方開放式文化產生了激烈的碰撞。這種區別不是偶然才發生的，可以從以下4個方面去分析。

幾乎西方人物雕塑的所有學說都起源于哲學。在古希臘，人們已經開始探究世界是由什么構成的。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推理，歐幾里得的幾何算術，都是崇尚智的結果。阿基米德的試驗是西方重智的表現，也是西方理性分析和科學判斷的源頭。在西方人的眼睛里任何事物存在即合理。中國的哲學和西方又有什么不同呢。孔子說“仁者愛人”“肫肫仁也”。這種以仁愛為基礎的社會倫理觀念成為了中華文化的基石。中國人自殷周以來到孔孟再到現代就是仁愛禮智信，都是血緣溫情深。社會的核心在中國是“道”，而希臘的核心是“邏各斯”。

邏各斯最初有“分理”的意思，在后來的不停演變中邏各斯又具有言說的意思，也就是詞或內在思想借以表達的意思，所以邏各斯又有內在思想本身的含義。也可以指理性。赫拉克利特用它來表示“說出的道理”，并認為正確的道理表達了真實的原則。今天，邏各斯常被我們翻譯為“理性道理”。邏各斯敘事有嚴格的規則，從而最終發展成為了后來的邏輯推理形式。道是不可言的，不可言喻有兩種可能性，一是道只有在保持沉默的時候才能完整，所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；二是道不可以用語言來傳遞。20世紀初，道不可言喻，第一造成了道無法傳播的困擾，第二是容易產生誤解，所以出現了解道比悟道更為受到關注的情況。

東西方的這一不同在藝術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，簡單來說就是形似與神似的問題。“形似”和“神似”，一個是理性的，一個是感性的，這在藝術領域是一個永恒的話題。形似就是藝術品在外形上與真實世界中存在的事物的符合度。但形似在不同環境下受到的重視程度是不一樣的。在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形似的完整性關系到了整個藝術品的成敗。而在中國古代形似相對于意境來說就退居其后了。顧愷之是一個形神兼備的倡導者。他提出“傳神寫照，正在阿堵中”就是中國畫對意、對神似要求的高度概括。